进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

　　当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允许地方拥有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不管花多少钱，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

　　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从经济理论上说，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在1985年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缺钱”这样的概念。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直至崩溃。

　　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资源的约束。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趋向无穷，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这个时候，市场上物价飞涨，外汇严重短缺，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

　　在其他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汉华重工几乎是一枝独秀般地表现出了勃勃生机。

　　汉华家居公司以运动型自行车为主打，继续保持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态势。在国内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林振华采取以商养商的方法，用出口产品所获得的外汇，从国外购入原材料，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汉华化工设备公司的出口设备生产进展也非常顺利，在亚非拉各地，汉华重工同时铺开了六七个工地，一船船的设备漂洋过海，赚回大量的利润。由于这些工程的示范效应，一些后续的项目也陆续到来，形成了良性循环。

　　业务繁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褚红阳和舒曼两口子成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和各地客商签订合同，以至于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褚红阳的父母为这事，没少埋怨林振华。

　　机床公司所生产的百余种机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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