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这一声冷喝，若是换成旁人，或许会吓的浑身颤抖，但唐浩然却知道，这位作为清流领袖曾主导过山西全省禁烟的张大人，最终会选择什么。在晚清所有的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洋土药，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张自己正在吸食洋土药。而他在《劝学篇》中痛陈洋土药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洋土药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张之洞不过仅仅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洋土药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洋土药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至少，自己的这个建议或许可以改变一点！也许还能挽回一些，心下这么想着，唐浩然心中的负担一轻，然后站起身说道。
“香帅，你曾与山西主持禁烟，于烟毒之害，香帅及诸位同僚自是再清楚不过，浩然自无需加以重复。”
清楚，怎么能不清楚，张之洞清楚，在坐的这些人里，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烟毒于国于民的损害，但是却从没有一人真正考虑过禁烟，不仅如此，还鼓励种烟。
在晚清知识分子眼里，现在国产洋土药战胜进口洋土药，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洋土药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洋土药财政的“理论根源”，而到了清末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甚至到了离开洋土药财政便不得过日子的地步。
从洋土药驰禁开始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洋土药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所谓的“寓禁于征”反倒成了笑话。
“中国之积弱，具由烟毒而起！历代如香帅般忧国忧民者正因睹其之祸方才行以禁烟！”
辜鸿铭在一旁附和一声，既拍了张之洞的马屁，同样也算给唐浩然以支持。
“确实，众人皆烟禁烟之言，可禁之难，恐怕亦天下第一难事！因吸烟者一经成瘾，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
想到山西禁烟旧事，张之洞不禁感叹一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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