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满清入关起，设立这“八大总督”后，在旗居其少则五，多则六七八便是不成文的这定例，纵是汉臣，亦先以自家奴才为主。毕竟这八督是国之封疆大吏，在人选上不能不慎之又慎，相比于汉臣，还是自家的奴才更可靠一些，所以在咸丰朝前，鲜有汉臣出任地方总督。

　　不过这“祖宗定例“从长毛乱起后，尤其是咸丰身死热河后，两宫太后与恭王为保“我大清”的江山，任用汉人剿平发捻起，这汉臣便日受重用，无论是出于犒赏亦或是出于平衡，八大总督便开始慢慢由汉人所把持，时至今日，这天下八督更是尽为汉臣所持，。

　　天下八督中，因多年来两江为税之重地，有两淮盐税之重，又有漕粮之要，这两江总督的地位于八督中仅次直隶，而为天下第二督，而论其富庶却又为天下第一。不过在过去这些年，其却又受两广、湖广的挑战，加之先后两次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这位湘军宿将，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使得两江洋务大都仍为北洋衙门“遥领”，至于刘坤一本人，亦是无操办洋务之心。

　　不过身为两江总督，虽过去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但在举国皆办洋务时，因接触洋务增多的关系，使得刘坤一却又不得不对洋务运动表示有限的支持。

　　不过这一切，从去年起似乎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濒临亡国的现实，使得刘坤一与诸多朝中大臣不得不清醒的面对外部的威胁，而洋务自强似乎又是唯一的选择，亦正因如此，其才从最初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转向有限度的支持——比如支持张之洞兴办淮南九龙岗煤矿，以供汉阳铁厂炼焦之，同时亦支持其修建九龙岗至安庆的铁路。

　　而以张之洞的本意，这铁路应修至江宁对岸的浦口，但却遭到刘坤一的强烈反对，而他之所以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尽管此时大运河已然没落，可并不妨碍其千方百计维持船家的利益。

　　但是过去半月间，对于刘坤一而言，却深感无铁路的不便——杭州事起后，据朝廷的旨意身为两江总督的他，调动多达十五营防军以超往杭州助剿，可半月来，这从江苏、安徽以及江西调动的防军不过仅有三营兵进入浙江，其它十二营兵，依然在路上，为此朝廷更是数次下旨严斥。

　　可严斥又有何用？身为湘军宿将的刘坤一自然是知兵之人，从三省调兵往浙江，看似极近，可没有月余功夫，又焉能调兵入浙，可杭州逆乱又岂会等上月余，这半月来，杭州逆乱更是已连下十余城，如何不让人心惊。

　　就在刘坤一千方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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